资生网她从知名互联网企业离职后，用非虚构回顾大厂生态

在互联网大厂上班的第1191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张小满至今印象深刻。

早上，她刚在工位上坐下没多久，两个直属上级就把她单独叫去，友好又客气地通知，她的劳动合同已满三年，9月30日是“last day”，公司决定不和她续签。为了打破尴尬，上级安慰说：“回头看，你会发现人生会换很多份工作，这次不过是让你走出舒适区，这就像谈恋爱不合适和平分手，鞋子不合脚好聚好散。”

从30岁到34岁，张小满认为自己一直在努力适应大厂节奏，但她同时也承认，自己总是“悬浮”着，没法真正嵌入其中。考核结果始终是中间位置，被系统评价为：“差强人意”。四年里，她进去和出来时的职级一样，薪资也没有变化，“按照职场的评价标准，我是一个适应体系的失败者”。

不过对张小满来说，身处边缘也有优势，可以获得一种横向视角，得以有机会去观察大厂里迥然相异的世界，了解系统运行起来时，不同的人的反应。最后，这段职场经历，成为她的第二本非虚构写作《大厂小民：我在互联网公司的1480天》。

格子间窗外的落日（受访者供图）

2020年春天，经过6轮面试，张小满进入大厂“中台”。

此前，她在《深圳晚报》和《新周刊》做过6年记者，长期从事深度报道工作。自媒体兴起后，很多报社的同事开始转行，她因缘际会，进入互联网大厂。“有较强逻辑能力，有优秀报道与文案作品”“文笔扎实，能驾驭多种文风”，当时大厂发出的岗位招聘，看起来和她的职场履历也很契合。

“中台”是一个文科生集中的部门，没有硬性证书要求，更看重软实力和经验。一名工作多年的同事总结说，“中台”实际就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相比业务部门，这是一片边缘地带，部门平均工资和年终奖也较低，是大厂里公认的“养老部门”。

“我曾是一个离互联网很远的人。”张小满说，作为一名“好好学生”，18岁以前她在网吧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是高考填报志愿。在第一本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里，她讲述了自己靠父母长年累月打工、务农而艰难托举，才成为“小镇做题家”，从陕西商洛的秦岭大山深处走到“外面的世界”。

在大厂工作的第一年，虽然节奏快、强度大，但是工作内容具有创新性。她和另一名同事一起，做一个创新项目，寻找公司的产品和业务与社会连接而发生的故事，希望利用大厂提供的平台与资源，做一个共享式的创新平台。按照规划，他们还会做系列故事叙事、调查研究、图书出版等，这些工作计划激发了她的热情，“大厂里很多项目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创新，比以前我工作的媒体更有活力”。

但她很快感受到大厂工作的另一面。工作链条普遍非常长，从一个项目开始立项，到最后结项，涉及几十个人，大家反复沟通，目的是平衡各方利益和想法。一名同事写了一篇内容并不复杂的策划案，却前后被不同部门的同事和领导改了17遍，“这是让人感觉很消耗的地方”。第三年，一次聚餐的时候闲聊，张小满发现她和一名同事共同的工作群有347个，而那名同事和另一名同事的共同工作群更是有近1000个。“大厂是一个创造与磨损并存的地方。”张小满对大厂的了解从一个个具体的人，一项项具体的工作开始。

爬上高楼的漂亮虫子（受访者供图）

按照大厂规定，每半年进行一次绩效考核，排在末位的人一年内无法晋升、调薪，被辞退的风险也成倍增加。在互联网行业一路高歌猛进的年代，裁员不会对人产生太多影响，很多人甚至一转身，就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到2022年，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受各种因素影响，“降本增效”成为大厂另一种生存策略，“毕业”一词开始流行。张小满不止一次在大楼前的广场看到一手捧着鲜花，一手举起工卡拍“毕业照”的人，有些部门还会给“毕业”的同事举行简短的“毕业典礼”，在看似轻松中，试图努力消解被裁员后的种种情绪。疫情远去之后，大厂里个人的职场危机并未解除。

2003年上半年，张小满的考核结果是中间位置，她的合同快满三年。“五一”假期结束后，她没收到续签邮件，当时就有不好的预感。她做好了“毕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正宣布的那一刻，情感和精神还是受到很大冲击。

曾有同事劝说，“不要回头看，迅速买单离场”。被甩出大厂系统后，再回顾并写出在大厂的经历，对张小满来说，是一场艰难的自我剖析和探索。“书里的故事也许在每一家大厂都发生过”，写出来，很多人一直在经受却无法准确言说的普遍性困境，就会变得更加明晰。

对话张小满：我没有想讽刺大厂，只是把经历放在时代的切片里写来下

第一财经：有段时间，“向上管理”这个词挺热，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你的观察里，“如何向上管理”也是大厂最受欢迎的培训课之一。曾经你也试着读些相关的书，却发现自己没法真正读进去。你怎么看“向上管理”？

张小满：我们当时有一个讲管理的培训课程，会请一些看起来头衔很多、很厉害的人来讲课，就会涉及怎么去向上管理，就是怎么管理老板的预期。这样的培训塑造了一种氛围，让你觉得在职场要向上管理。

从短期来看，会向上管理的人，能在一段时间内赢得老板的喜欢，拿到好绩效。但是在大厂——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本质上做事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一个员工学会了向上管理，就能更好地走职场之路。大厂的人都有很好的职业经历，我相信他们有很强的自主性，是把向上管理作为一种职场生存策略，只是一种选择。

我在大厂的时候，也有那种很希望下属直言的领导。但是你知道，在职场直言是需要勇气的，很少有人会对他说真话，大家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包装才会讲。但我觉得，起码还是有些领导希望有一个更真实的职场环境。我认识的大厂领导也是不希望自己被向上管理的，如果他们知道下属在学向上管理的课程，我想会生气吧！

第一财经：书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只有放弃自身的独特性才能够嵌入体系”，这可能是一种典型的职场生存逻辑，你可以具体谈下“独特性”是指什么吗？

张小满：能不能保持人的个性或者主体性，有没有勇气可以不在心里穿“制服”，不被条条框框的东西影响，敢于说出真实的想法。

职场上人的独特性或者说个性，取决于一个人处于什么位置。有一个在大厂工作了快20年的同事跟我说，职场有三大法则：“忍、狠、滚”。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都在“小民”这个位置上，是普通打工人，只有更多压抑自己的个性，去符合老板的需求，才能多走一点。

张小满身处《大厂小民》一部分修改的草稿之间（受访者供图）

第一财经：你写《我的母亲做保洁》时，还在大厂工作，当时你去倾听、写你母亲的打工生活，有时周末去看她工作，接触更多保洁阿姨群体，是不是也是你有意保持自己独特性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有意让自己从工作中抽离？

张小满：很多阿姨都像我妈妈一样在50多岁后进城市打工，我做过很长时间的社会新闻记者，她每天的经历我都能看到，我不能视而不见，这是我当时写作的出发点。

回过头来看，可能就是写那本书让我保持了一定的独特性，但那只是无意中产生的结果——写作无意中成为我的一块“精神飞地”，又刚好有了出版机会。当时的写作过程很辛苦，我上下班在地铁上用手机写东西。写作可以让我获得一种“心流”的感觉，完全不去想大厂里或者社会上的很多事情，无意中成为我的一个精神出口。

其实我一直是“悬浮”在大厂的那种人，因为我一直没有被系统吸纳进去过，所以也不曾觉得我的独特性被磨灭掉。我一直认为我在大厂做的工作还是很有创造性的，跟国内高校里研究互联网领域的人接触，做各种访谈，办活动，出书，只是很烦“科层制”带来的各种流程化上的东西，尤其是后面我做的事情，慢慢变形了，让我很痛苦。

第一财经：《我的母亲做保洁》里，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你母亲在写字楼工作时，不止一次看到白领在卫生间悄悄哭。《大厂小民》里也写了你被宣布裁员后在卫生间哭的细节。

张小满：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可能是一种互文。在大厂被通知裁员后，很多人第一感觉就是要躲到洗手间里去消化情绪，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坐在工位上，前后左右都是同事，也没有办法到公共空间去，整个写字楼里只有洗手间是可以不被人看到的地方。只不过，我妈看到的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事情，又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

第一财经：回头看大厂的经历，除了有一笔不错的收入可以支持你从事一定时间的写作，对你来说还有什么别的收获？

张小满：更重要的是，因为写作，我又和以前的同事连接起来了。大厂里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是“小民”，但每个人也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着体系的再生产，面对体系的时候其实不是无能为力的。就像我书里写到的许冲，他作为管理者要裁员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暂时不听上级的，去帮一个状态不好的下属争取时间，而不是成为非常理性的、像机器人一样的执行角色。系统里是可以找到一些缝隙，去帮助一些人的。

这本书不是在描写一些很私人的事情，而是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下互联网大厂的切面，看这些“高级打工人”在职场上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困惑。我跟他们有很长时间的相处，很多次交流，他们很信任我。书中的很多人还在大厂上班，他们愿意让我把他们讲述的内容写出来，也很需要勇气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