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资产算法堡垒与数字骑士：从美以伊冲突看“军事革命”

21世纪20年代中叶的一大奇观，是当中东的夜空被导弹的流光划破时，社交媒体上呈现出的场面：德黑兰或大马士革的平民们并非惊慌地躲入防空洞，而是成群结队地站在阳台上，举着智能手机拍摄那些如受控烟花般炸裂的火光。这种近乎“围观”的战争体验，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那种平民作为“总体战”代价、整座城市在硫磺火焰中崩塌的惨烈叙事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种相当诡谲的现象——战争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准、透明且“非人化”。

这种现象不仅意味着军事技术的迭代，实际上更隐秘地呼应了500年前那场重塑全球秩序的变革。杰弗里·帕克在其经典著作《军事革命：军事变革与西方的崛起，1500—1800》中提出，西方之所以能在近代崛起，核心逻辑在于一系列技术革新倒逼了国家行政能力的演化，进而重塑了政治版图。如今，当我们身处算法时代，帕克定义的那些逻辑——技术代差、财政压力与行政动员——或许正以一种数字化、智能化，甚至带点“中世纪复古感”的方式，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轮回”。

《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剧照

帕克的遗产：作为“行政引擎”的暴力机器

在推演未来之前，不妨先拆解一下帕克定义的那个权力原点。帕克认为，1500~1800年间的那场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军事革命”，并非源于某种先天的文化优越感，而是一场由“暴力效率”驱动的被迫进化。这场进化的核心动力源之一，便是为了抵御早期重型火炮而出现的“星形要塞”（Trace Italienne）。这种低矮、厚实、拥有多角形交叉火力的防御体系，让传统的围城战从单纯的武力博弈演变为一场极其昂贵且漫长的“资源消耗战”。

为了攻克这种难以撼动的钢铁与砖石堡垒，欧洲的君主们发现，单纯依赖中世纪式的贵族封臣或零散的雇佣兵已无济于事，只有拥有中央银行和高效税收制度的国家才能生存。他们被迫扩充军队规模、完善复杂的后勤系统、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征收沉重的战争税。这种转变标志着“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的诞生。换句话说，所谓“现代国家”的雏形，本质上是为了支撑这些昂贵的防御工事和排枪队列而锻造出来的“财务机器”。

从此，纪律化不再仅仅是战术上的需要，拿骚的莫里斯亲王（Maurice of Nassau，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通过改进组织方式，使荷兰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军队）发明的那种如钟表般精准的操练，将士兵训练成可以精准执行“排队往复开火”的机器，本质上是将人类肉体驯化成了国家机器中可替换的零件，这一过程奠定了此后300年西方全球霸权的物质基础。

地底深处的“新星形要塞”与成本曲线的倒挂

当我们穿越时空，用帕克的透镜审视今日美以伊之间的冲突，会发现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曾经让西方崛起的“规模优势”逻辑正在发生剧烈的动摇。在帕克的叙事中，进攻方往往通过更庞大的资源投入来压倒防御方，但当下的战场却呈现出一种“防御溢价”对进攻优势的重塑。

如果说“星形要塞”是16世纪的防御巅峰，那么今天伊朗及其盟友所依赖的深层隧道网络和地底加固设施，可以看作是21世纪的“数字星形要塞”。这些深埋于花岗岩或民用建筑之下的防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和以色列极其昂贵的空中优势变得“钝化”。即便是最先进的钻地弹，在面对绵延数百公里的复杂地道时，也面临着投入产出比的断崖式下跌。摧毁这些“地底要塞”所需的漫长围困和高额预算，正像当年星形要塞拖垮哈布斯堡王朝一样，挑战着现代高科技强国的财政韧性。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成本曲线的倒挂。在帕克集中关注的时代，即早期现代，火枪的普及让原本装备极为昂贵的骑士阶层走向没落；而今，漫天飞舞的无人机，很可能正扮演着“数字火枪手”的角色。价值数百美元的FPV无人机，在廉价算法和民用芯片的支持下，可以轻易摧毁价值千万美元的先进坦克或防空系统。这种“低成本对高成本”的持续消耗，使得帕克定义的“大国规模优势”面临结构性困境。如果战争演变成一场长期的、利用廉价自杀式机器对抗昂贵的进攻和防御系统的游戏，那么拥有更高科技水平、更复杂体制的一方，反而可能像历史上那些因支撑不起昂贵要塞而破产的欧洲邦国一样，面临财政过载的深渊。

从“物质损耗”到“算法决策”

尽管帕克的框架在解释近代国家的财政压力时依然稳固，但当下的战争正在某些维度上溢出他的“物理主义模型”。这种溢出主要体现在从物理层面向逻辑层面的坍缩。帕克时代的将领，其信息来源依赖的是望远镜和并不总是可靠的信使，而今天的战场却在卫星网络（Starlink）、大数据平台（Palantir）以及像Claude这样的生成式AI辅助下，变得近乎“绝对透明”。

这种透明度带来了一种被称为“将死”（Checkmate，国际象棋术语）的效应。在帕克论述的那个时代，战争是一种在充满了“战争迷雾”的环境下的奇袭与博弈；而今，双方更像是坐在全透明的棋盘两侧，每一个发射架的移动、每一处信号的频谱波动都在AI的监控与预测之下。当算法精准地算出了某种战术动作的失败概率，战争往往在物理伤亡大规模发生前，就已经在逻辑层面达成了某种冷酷的“自动确认”。这种“算法先行”的逻辑，本质上是帕克提到的“管理革命”在数字时代的极致演化，只是决策速度从当年的数周、数天，缩短到了毫秒级，这不仅提升了效率，更改变了战争的心理结构。

在高度透明且精准的战争中，平民伤亡率的显著下降（即便在遭遇人道主义灾难的加沙，平民的伤亡比与极度惨烈的二战也无法相提并论），实际上意味着战争的物理维度正在萎缩，但其逻辑维度却在极度扩张。平民可以围观轰炸，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信任”算法的“理性”——只要我不出现在打击名单的坐标点上，我就是安全的。这种心理上的“维度隔离”，让战争从一种吞噬全社会的“总体性力量”，退化成了一种孤立的、节点式的物理损耗。

新的“大分流”与“进化压力”

帕克书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涉及东西方的“军事大分流”。帕克认为，1500~1800年间的欧洲并不是因为更热爱战争，而是因为其地理上的破碎性，导致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实现大一统。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生存竞争，创造了一个“强力进化环境”。

而当持续的互杀迫使欧洲各国必须在武器研发和组织形态上进行“军备竞赛”时，处于东亚霸权地位的帝国由于缺乏同等量级的对手，军事逻辑大多数时候停留在“仪式化”或“治安维持”阶段，其军事技术往往在达到“够用”的门槛后便陷入了漫长的停滞期。分流的起点，便始于这种生存压力驱动下的创新频率。

东方的帝国，如清时期的中国，由于主要面对的是机动性强的游牧文明，防御重心在于漫长的长城或高大的城墙，而非针对火炮对攻设计的复杂要塞。这种战略需求的分野，导致了东西方在军事基建与相应的国家动员体制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演化路径。更重要的，则是“海上大分流”——帕克详细描述了欧洲如何将重型青铜炮搬上盖伦船，利用“舷侧排炮”重塑了海战逻辑。这种“漂浮的堡垒”让欧洲人在进入印度洋和东亚海域时，拥有一种非对称的技术优势。当东方帝国依然将船只视为运载士兵的平台（依赖接弦肉搏战）时，欧洲帆船已经进化成了能够进行远距离火力投射的移动炮台。这种海权优势直接导致了贸易航路与资本积累的易主，进一步拉大了东西方的国力差距，完成了从军事到经济的全方位分流。

而今天的局面或许暗示了，那种由西方在“大分流”过程中单方面定义的“军事革命”正在终结。过去2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养成了在高科技“真空状态”下虐杀对手的“路径依赖”，导致其军事演化进入了某种“非对称陷阱”：极度精致但极其昂贵。最近有报道说，乌克兰宣布其军队不再前往西方国家受训，或许可以看作一个“转折点”——经过了4年大规模血战，乌克兰军队的实战能力，尤其是其“价廉物美”的反无人机部队，已经超越了深度依赖高科技武器的西方军队。类似地，长期处于制裁和高压下的伊朗军事体系，也被迫在电子战、不对称海战（快艇群攻击）和导弹技术上进行“抗压进化”。因此，今天反过来，正是这些国家在经历帕克所描述的那种“高压进化环境”，并且不是由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所驱动，而是由战壕里的程序员和作坊里的技工所驱动。

伊朗将所有的算力与资源集中在廉价、自杀式、分布式武器上，这恰恰对应了帕克提到的“轻量化火器革命”——放弃昂贵的“重装骑兵”（昂贵战机），转而拥抱无穷无尽的“廉价步兵”（无人机）。如果说深埋于花岗岩下的隧道网络，是21世纪的物理“星形要塞”，让西方的制空权逻辑在物理层面失去了着力点，与之形成镜像对应的，则是乌克兰战场上大放异彩的“星链”：“星形要塞”是砖石结构的几何巅峰，“星链”则是数据结构的几何巅峰，提供了一种帕克时代无法想象的分布式指挥能力。即便地面基站被毁，只要抬头能看到星空，战场就是透明的。这种透明度不仅打破了“军事指挥权”的垄断，更实现了一种“敏捷开发战场”：前线的FPV无人机操作员发现一个Bug，后方的程序员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代码更新并通过星链下发，进而完成3D打印件的改装。这种进化速度，已经彻底超越了传统的国防工业周期，具备了某种“开源软件”般的自发性。

因此，我们似乎正处于帕克“军事革命”逻辑的某种倒钩点：从“集中”回到“分布式”。欧洲近代的革命是将权力集中到中央集权的财政国家；而当下的进化正将打击能力重新分配给每一个战斗班组甚至是个人。同时，“进化压力”的重心也在“反向转移”：西方因长期缺乏对等竞争，其“进化压力”实际上在减弱，体系逐渐官僚化、昂贵化；而欧亚大陆的冲突地带，由于生存在毫厘之间，其“抗压进化”的速度或许已经反超了某些“强国”。

战争的“再仪式化”：文明进阶还是历史退行？

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对未来战争形式的“预测”，或许值得一提：战争可能正在回归某种“封建时代”（有人称之为“中世纪化”，有人称之为“春秋式”）的逻辑。这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不妨设想一种不远的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两国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不再表现为边境线上的陈兵百万，而是在某个无人地带——或许是公海，或许是近地轨道，或许甚至是虚拟的数字基建空间——进行无人装备与算法的对撞。

这种未来战争图景，与春秋时期的“鸣鼓而战”或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比武”有着某种同构性。当时战争成本极高（贵族、战马/战车以及青铜或铁制兵器都是稀缺资产），且遵循一套严密的、近乎礼仪的博弈规则，宋襄公的故事就是其极致表现。未来，如果两国的AI系统已经计算出实力的精确对比，那么无人装备之间的对撞，本质上就是一种“物理化的数据对撞”。胜者获得地缘筹码，败者割地赔款，而平民则在城市和乡村里照常劳作和生活，通过抬头看远方天空的爆炸火光或数字空间里的数据比对，来了解国运的变迁。这种“战争的再仪式化”虽然极大地减少了血腥的伤亡，但也可能会产生一种“冷酷的优雅”：人类作为主体被剔除出了战争，留下的只有资产的损耗与算法的角力。

然而，这种回归“封建化”的趋势，是否真的能实现某种不一样的和平？对此有几种截然不同的思考。一种观点认为，这标志着人类理性的巅峰，我们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受控的“昂贵竞技”，从而终结了灭绝性的总体战。另一种更为忧虑的观点则指出，这反而可能诱发战争的“常态化”。当发动战争不再意味着国内社会的动荡、不再需要拉壮丁、不再触及统治者的政治痛点（平民的愤怒）时，战争可能会变成一种像天气一样自然存在的背景噪音。正如帕克笔下的近代欧洲长期处于“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之类的动荡中，低成本、高频率、不关乎平民痛痒的“精确冲突”，反而可能会使战争永无止境。

在这种“新封建时代”的逻辑下，国际秩序可能不再由传统的地理边界或人口规模定义，而是由“算法的覆盖范围”定义，由此或可预见一种“算法封建制”（Digital Feudalism）的崛起——事实上，今天已经有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指向某种“技术封建主义”，比如塞德里克·迪朗和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两部切入角度不同的同名作。

在帕克的论述中，那个时代强大的国家需要高效的税收系统，而未来，强大的国家需要顶级的AI决策系统和芯片产能。那些拥有“数字大脑”和卫星“星座”的大国或将成为全球的“顶级领主”。而缺乏核心算法能力的中小国家，将不得不像中世纪的骑士依附于大贵族领主一样，深度绑定在大国的“算法云端”下。没有领主的卫星授权，你的导弹无法升空；没有领主的算力支持，你的国防系统就是一堆废铁。主权的内涵，或将经历一个从领土完整到“算法主权”的深刻转变。

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将达成一种新的默契。这种默契并非基于道德感，而是基于对“防御溢价”和“透明战场”的理性评估。大家通过持续的、低烈度的无人损耗来试探对方的算法逻辑，而不轻易触发足以摧毁文明的全面对抗。在这种秩序下，世界可能达成一种“受控冲突”的稳态，而这正是帕克在论述其“军事革命”时最核心的预示：暴力形态的改变，最终是为了实现一种更高效、更持久的权力管理。

算法的冷峻与人的维度

杰弗里·帕克的《军事革命》向我们展示了西方如何通过对暴力的技术化、纪律化管理走向世界巅峰。而今天，当暴力变得如此精准、如此“非人化”、如此像一门深奥的几何学时，我们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十字路口。

未来的战争或许不再会产生成千上万个家破人亡的悲伤家庭，但它可能创造一种更深层的虚无感。当战争变得不再痛彻心扉，人类对暴力的敬畏是否也会随之消失？我们是否会因为躲过了物理上的流血，而陷入逻辑上的永恒奴役？

在如今这样世界风云重新陷入剧烈动荡的时刻，重读帕克，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无论技术如何演变，战争的核心目的依然是对“他者”行为的强制性控制。哪怕在“新封建时代”的战争中平民真的得以大幅减少伤亡，我们也可能失去对历史进程的主体性参与。在德黑兰夜空下围观导弹呼啸而过的平民，既是幸运的避难者，也是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数字化佃农”。基于算法、透明度与精准打击构建的未来秩序，虽然呈现出一种冷峻的、逻辑自洽的全新景观，却依然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反思：在那跳动的损耗数据与烟花般的爆炸背后，人类的价值究竟该如何锚定？

属于21世纪的“军事革命”，才刚刚拉开序幕。它不仅关乎如何“杀死对手”，更关乎我们如何定义文明本身。